令我反感的远不是她的丑陋，而是她所戴的漂亮面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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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l 先知书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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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的环境和制度，可以放大人性中的善。坏的环境，会摧毁掉人性中的善良天使。

非黑即白的思维，风险何在？

小时候，父母教育我们要“多向好人学习”“小心提防坏人”，似乎世间的人都像戏台上的脸谱一样，全是黑白分明，要么是“好人”，要么是“坏人”。

上学后，老师教导我们要“助人为乐，做好人好事”，甚至要舍己为人，似乎只要有一丁点为自己好，都是不道德的。

影视剧中，人物的形象也像戏台上的脸谱一样忠奸立辨：好人总是高大英俊、正义凛然、舍己为人；坏人总是丑陋猥琐、自私自利、阴险歹毒。

这样的观念几乎溶进了血液，以至于当我们初识剧中人物时，总会习惯性地先问一句：“这是好人？还是坏人？”

随着年龄的增长、阅历的增加，我们发现了成人世界的撕裂：有人总喜欢说着很漂亮的话、做着不光彩的事，却丝毫不觉得有何不妥。

相反，在安全感和是非观遭遇重大考验的时代，往往是那些被污蔑为“坏人”的，却坚守了最基本的正义和良知。

于是，岳不群这种看似圣人、实乃伪君子的大奸大恶之徒，可以招摇撞骗、风光无限；而乔峰这种被名门正派污蔑成“坏蛋”的英雄，却要遭世人唾弃，甚至死无全尸。

损人利己不符合道德

舍己为人不符合人性

人，可以被粗暴地划分为“好人”或“坏人”吗？

千百年来的历史经验则告诉我们：

1. 自古以来，人性基本都没什么变化，善和恶共存于人性之中。

2. 人类天生就有自利的倾向，舍己为人和损人利己都是不可取的、不可长久的，唯有为了利己而利他的合作共赢，方能够带来长治久安。

3. 好的环境，比如，遵守契约的共同底线、自由的市场、良善的公共制度等等，都可以放大人性中的善，让人参与到社会协作之中，最终在事实上促进了人们的互爱和互助。

4. 坏的甚至是恶的环境，不仅会助长人性之恶，还会摧毁掉人性中的善良天使。在这种环境下，普通人即便作恶，也常常不自知、不自省。 

阿伦特笔下的那个艾希曼，曾经肆无忌惮地屠杀了数百万犹太人，但当他站在历史的审判席，却以“奉命作恶，罪不在我”的借口为自己开脱。

我们应该承认，确实有极少数道德高尚，不追求私利的人，但这毕竟是极少数。如果以这些人为标杆，去鼓励，乃至强制人们做“好人”，则是无视人性的基本常识，并以强制的方式对人性进行改造的一项“伟大实验”。

这种意图“造就新人”的运动，不仅妄想，而且残忍。因为它试图彻底除掉人性固有的自利（包括将那些“不高尚”的人彻底消灭）。历史事实一再告诉我们：“那些把人间带往地狱的悲剧，往往源自想把人间改造成天国的美好愿望”，然而“人性亘古不变，人性不可算计”。

回归善的本质

通过利他而自利

人性不可改造，因此，自我演化而非理性构建的秩序尤为重要。亚当·斯密说，人类天生就是自利的，他们可以通过交换达成。可见，人类是最懂得合作和交换的，市场上的人们恰恰是以自利为目的，基于平等、自愿原则进行交换，最终促成互通有无、各尽其能的共赢，甚至多赢局面，从而产生了稳固的契约关系——这就是亚当·斯密所说的“看不见的手”（可参阅斯密著《国富论》）。

越是尊重人性的制度，越是鼓励人们协作共赢，越能使商业文明枝繁叶茂，结果常常是社会越来越繁荣稳定，越来越文明。正如孟德斯鸠那句“有商业的地方，就有自由、美德和法治”。

一个人只有先爱自己、爱亲人，才可能把这种爱推己及人。蒋勋说，当道德变成一种表演，就是作假，就会变成各种形态的演出，就会让最没有道德的人变成最有道德的人，语言和行为开始分离。

一个人如果连自己和亲人都不爱，却一味地专门利人，很可能是精致的利己钻营者。历史也一再证明：这种反人性的表演一旦被树为标杆，不仅无法提升人们的道德自觉，反而会成为道德沦丧的推手。

可见，与其纠结好人坏人，不如先做正常人；与其不切实际地改造人性，不如追求弃恶扬善的环境和制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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